李小秋：五十年来中国最大的文化造假——通山闯王陵

李小秋

由于1956年《历史教学》编辑部未作详细考证，错误地将李自成殉难地从通城九宫山订正到通山九宫山，郭沫若也未作调查研究却信以为真，并发表声明说：“我为通城县李自成墓所作的题词，及有《甲申三百年祭》说李自成牺牲于湖北通城九宫山都是根据旧有的传说，应予以注销并改正”。于是清代三百年来尚未完全搞清的李自成殉难地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半年内戏剧般的解决了。又通过几十年来舆论界对农民运动的大肆宣扬，李自成和通山九宫山的名字家喻户晓。“四人帮”垮台后，通山方面开始利用李自成和九宫山文化品牌开发旅游资源，但由于李自成殉难通山九宫山存在严重史证不足，少数人开始伪造文物、歪曲和篡改史料，同时贿赂少数学术腐败分子为其摇唇鼓舌，继续欺骗国人，致使通山闯王陵成为五十年来中国最大的文化造假。现将围绕通山闯王陵的一系列文化造假列举如下，以正视听。

造假之一：通山闯王陵

1979年通山方面为搞旅游开发，在高湖公社牛迹岭的小月山下建造闯王陵，1980年建成后对游客开放。在此之前这里并没有李自成墓，据说只有一个小坟堆，没有墓碑，无法确定是李自成墓。建造闯王陵前也没有通过科学考古发掘查验，据当年通山修李自成墓的人说：李自成墓是指定建成的。根据通山高湖《程氏宗谱》记载：程九伯“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这里记载得清清楚楚是李延不是李自成，高湖小月山旁的朱家大屋发现的佩剑上刻的也是“米脂李延”铭文。史料和传世文物完全吻合，程九伯打死的是李延不是李自成。如果小月山下确有一个小坟堆，也只可能是李延的，绝对不是李自成的。把尚未确定的李延墓当作李自成大肆建造，岂不是张冠李戴？1988年，这个假闯王陵还骗取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造假之二：窃取和篡改郭沫若为通城县李自成墓所作的题词

当游客到通山闯王陵参观时，看到郭沫若为李自成墓所作的题词，以为郭沫若是为通山闯王陵所撰的，李自成殉难此地似毫无疑问，其实不然。此墓志铭和“李自成之墓”碑文是郭沫若1955年为通城培修的李自成墓撰写的。1979年通山方面建造闯王陵时，某些人为了让通山李自成墓更具有“权威”性和欺骗性，跑到通城县李自成墓前窃拓郭沫若为通城李自成墓所作墓志铭和“李自成之墓”碑文。竟冒天下之大不韪，擅自把墓志铭文中通城的“城”字改为“山”字，“九月”改为“五月”，重刻而立。这种窃取和篡改名人题词的作法虽为知其内幕者所不齿，但至今确实迷惑了不少不知情者。

造假之三：牛迹岭是九宫山北麓。

清初绝大多数可信公私史料记载李自成死于通城九宫山或湖北九宫山，而通山高湖《程氏宗谱》记载程九伯“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仅从地点上就明显不符，但通山说者为了把李自成殉难地附会到通山九宫山，硬说牛迹岭是九宫山北麓。从实地考察，牛迹岭属大仰山，不属九宫山。大仰山与九宫山之间还隔着大阳山，大仰山比九宫山要大，大阳山比九宫山要高。牛迹岭到九宫山脚下有四十多里，到九宫山顶有八十多里。大仰山、太阳山、九宫山是幕阜山系中段山脉中并列的三座大山，同治《通山县志》所载“通山县总图”也标得很清楚，各山的范围都很明确：“九宫山在县东南九十里”、“太阳山在县东南九十里，高数千仞，绝顶可观日之出没，如泰岳之日故名”、“大仰山在县南九十里”。光绪通山《九宫山志》也说得很清楚：“大仰、太阳二山在九宫山西，为九宫来龙”，也就是说九宫山是大仰、太阳二山的去脉，实际上幕阜山系的龙头在湖北通城县境内的黄龙山，此山与江西修水县、湖南平江县交界，是幕阜山的主脉。只有幕阜山可概括幕阜山脉中包括九宫山在内的所有山，而九宫山不具备概括大仰山、太阳山的资格。有人把牛迹岭说成是九宫山北麓或是九宫山支脉，这是在故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造假之四：九宫山是历史名山

通山说者为证明通山九宫山是由来已久的江南名山，任意歪曲和附会史料，如南陈亡国贵族晋安王陈伯恭等兄弟九人入山修了九座宫殿取名九宫山、九宫山在唐代是道教圣地三十六洞天中的第二十五幕阜洞天和罗公远修炼之洞等（详见刘嗣传《九宫山与道教御制派》一文）。不知这些有何依据？我们看看史料是如何记载的：

北宋《太平御览》卷四十八载：“九宫山：《武昌记》曰：九宫山，西北陆路去州五百八十里，其山晋安王兄弟九人造九宫殿於此山，遂以为名。”通山有人以此为依据，但不要搞错了，南陈和隋朝时武昌称郢州，唐代称鄂州。如果那时已有永兴（隋唐时通山没设县，属永兴县一部分，今阳新县）九宫山，那么它的地理位置是郢州或鄂州的东南方向，距离郢州或鄂州为360里。与《太平御览》所载的“西北陆路去州五百八十里”方向相反且多出二百二十里，这里记载的九宫山显然不是通山九宫山，那它是哪个九宫山呢？还是用通山光绪《九宫山志》来回答：“蒲邑海岳游人张宾相……所著《白莼集》有《登九宫山返同宗景轩留饮》绝句云：(诗略)……此乃襄阳之山，以九宫名者也。……襄阳城西九宫山，高数十仞，上有祖师庙，今呼周公山，未知所指。”恰巧襄阳九宫山在鄂州（今武昌）西北方向，距离鄂州为580里，与《太平御览》记载相同。《太平御览》所记的九宫山应是襄阳九宫山，绝非通山九宫山。

那通山九宫山在唐代是不是道教圣地三十六洞天中的第二十五幕阜洞天呢？我们看看唐代遍游天下名山的著名道士、道教学者、书画家司马承祯（公元647——735年）在《洞天福地记》中是如何记载的：“第二十五幕阜山洞。周回一百八十里，名曰玄真太元天，在鄂州唐年县，属陈真人治之。”宋代的《云笈七签》也是同样的记载。唐代通山属永兴县（今阳新县），通城属唐年县（包括今崇阳县），县治在今通城县境内的樊店。现在跨越湘鄂赣三省的幕阜山脉统称幕阜山，古代叫幕阜山名的是位于湘鄂赣三省接壤的黄龙山下的一个山名，此地是通城南与平江北交界处，大部分在通城境内。据通城、平江县志和黄龙山下《何氏宗谱》记载：幕阜山古名天岳山，三国吴太史慈领兵拒刘表从予磐，扎营幕于山顶，遂改称幕阜。幕阜山因山势雄伟，景色雄奇，而名声远播。历史上曾称夏禹治水至此，葛洪于此登仙。早在唐朝，山上寺观不下百处，并被道家尊崇为三十六洞天的第二十五洞天，名为“元真太元之天”。至今仍有许旌阳炼丹、艾仙人所居洞穴的遗迹可考。幕阜山处吴楚交界，为兵家必争之地，又是文人荟萃、名家留迹之处。至今山上留下上百处摩崖石刻，其中有鲁道源刻石“雄霸南天”等，均保存完好。按司马承祯的《洞天福地记》载，通城境内的幕阜山洞在唐代是著名的道教圣地。史料记载得这么清楚，通山有人硬要拉到通山九宫山，是不是太牵强附会一点？

唐代著名道仙罗公远是否在通山九宫山修炼？罗公远，又名思远，唐代鄂州人，自幼好道术。《新唐书》、《太平广记》、康熙《武昌府志》等书均有记载。清代抱阳生《甲申朝小记》考证罗公远是武昌通城县人，据通城县志和民间传说，罗公远是通城县人，在通城九宫山修炼，其墓至今尚在通城九宫山上。又据通山光绪《九宫山志》记载“通城锡山东北一峰特起，旧传唐道士罗公远修炼处，一名罗公山，亦呼九宫山，上有九宫寺。”目前没有任何史料记载罗公远在通山九宫山修炼过，不知通山少数人根据什么？

据康熙《武昌府志》卷三记载：“通山僻在万山，土地最瘠，……军旅不行，游士不至，故兵兴独少患焉。”既然“游士不至”，何来道教圣地、江南名山？

造假之五：篡改史料《苍梧兄酉阳杂笔》

为维护“通山说”篡改史料。有一篇《湖北通山李自成墓非伪托辩》的文章，为证明通山《程氏宗谱》的可信性时，引用了顾炎武《明季实录》附《酉阳随笔》中的一句话：“闯贼名自成，一名炎”妄图为李自成一名炎供佐证，下结论，为“延”为“炎”之误铺平道路，以达到将李延冒名顶替为李自成之目的。但据查，顾氏所编《明季实录钞》，书末附录的《苍梧兄酉阳杂笔》与张文所引有很大出入。原文为：“闻贼的名自成，一名炎，米脂人。”其中，“闻”字被艺术性地润笔为“闯”字，“的”字被删去。这种玩文字游戏的手法虽高明之至，但却不是治史者应抱的态度。

造假之六：《龚氏家谱》

关于新发现的所谓《龚氏家谱》的真伪问题。1997年3月，《湖北日报》以“《龚氏家谱》新发现，千古谜团可解开——李自成殉难九宫山有新证”为题报道：3月24日，在湖北大学举行的湖北省第四次李自成学术讨论会上传出信息，李自成殉难湖北通山九宫山又发现新证。通山县李自成研究室向讨论会提交的《大顺军东进路线图说》论文称，近日发现的《龚氏家谱》提供新证，李自成殉难通山九宫山确凿无疑。印制于1923年的《龚氏家谱》上书：“顺治乙酉五月戊子，合剿李自成又名延于小月山下，未报功。”新发现的《龚氏家谱》是否可信？该谱印制时间为1923年，其时正值军阀混战时期，民不聊生。不可能有修谱的平静环境，此事姑且不论，此其一也。其二，李自成一名炎，仅在《苍梧兄酉阳杂笔》中提到过，且此书见者甚少，对于僻处一隅，交通不便，居崇山峻岭之中的龚氏家族来说，知李自成名延且人谱谍记之，是实难使人相信的。如果谱中所记为“合剿李自成于小月山下”，确能使人信服，因李自成、李闯之称名满天下。而知其名延者（假设李自成名延）恐怕只有李自成族人或可知，就是现人，也只是由李的“官司”。而从诸多史籍中才好不容易查寻出来的。记为“合剿李自成又名延于小月山下”之举，只能起欲盖弥彰的作用。其三，即或李自成名延已在当时传开，为何《程氏宗谱》不记为剿闯贼李自成又名延于牛迹岭下？而要记为“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呢？事过二百多年后的龚姓修谱难道就弄清了李自成名延么？即或弄清了李的别名，亦应书“炎”字，而不应书“延”字。由此，笔者认为所谓新发现的《龚氏家谱》很可能是伪造的又一“杰作”，其目的是为了印证《程氏宗谱》所记之李延为李自成。据通山政协副主席王致远先生在《李自成东进及殉难通山史证》一文中说。“尤其是《龚氏家谱》，增修于1996年，但此谱发现于距离通山边境七十里（实有70多公里）的修水县马坳村。这是一个小山村，与李自成之事并无牵连。”既然“与李自成之事并无牵连”，却详细记载了李自成殉难一事，岂不是怪事一桩。而且至今没找到1923年的旧谱，不知1996年增修的《龚氏家谱》依据什么？

马坳村发现的所谓《龚氏家谱》是不是伪造？笔者调查了修水县马坳镇马坳村村长车少华先生，据车村长了解后介绍说：马坳村仅一户龚姓村民叫龚桂田，现已50多岁，她父亲已于1996年去逝，她有一个哥哥，20岁当兵参加工作后一直不在父母身边，她在家里招女婿，她不清楚《龚氏家谱》，要问她哥哥龚霄汉。笔者接着调查采访了曾任修水县工商银行行长，现已退休定居九江的龚霄汉先生，据62岁的龚霄汉先生说：他祖辈从江西抚州迁到修水县马坳只有100多年，他没听说家里有《龚氏家谱》，数年前，修水县龚姓邀他参加重修《龚氏宗谱》，因他的家族与修水县本地龚姓是同姓不同宗，所以他没参加。为了慎重起见，笔者又调查采访了修水县负责《龚氏宗谱》重修的龚良才先生，据龚良才先生说：修水县《龚氏宗谱》续修于1944年，1989年增修，1992年完成，旧谱中没有发现有关李自成殉难的记载。由此可见，马坳村发现1923年续修、1996年增修的《龚氏家谱》中记载有“顺治乙酉五月戊子，合剿李自成又名延于小月山下，未报功”纯属伪造。

造假之七：《甲申岁戈闯志》

伪造所谓《甲申岁戈闯志》。通山九宫山李自成生平陈列室内，原陈列书有墨书抄本《甲申岁戈闯志》，正文二十行，约三百六十余字，末署“顺治二年乙酉腊万年掘录”，“民国元年仲秋八世麟安移录”。文中说李自成被乡勇“弩铳击毙”，时为“顺治元年甲申五月癸未日”，但李死于顺治二年，当地人记当地事，不会误为上年。文中清大将“阿济格、多铎”，均为规范化的满文译名，顺治二年是不可能运用的。此文讹处甚多，已为史学界所否认，被定为持“通山说”者摭拾通山县志、程氏宗谱及清人笔记小说串编而成，又假托顺治二年十二月记录的一件伪造作品（见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韩长耕、向祥海《关于“甲申岁戈闯志”和新得“野拂墓碑”》）。

造假之八：李自成马镫

1956年，《历史教学》编辑部在关于李自成墓葬问题的考证函中谈到：“相传道光年间，牛迹岭居民锄地发现一副马镫，上有永昌年号”。这只能证明是大顺军的，不能作为是李自成的。1980年后，通山文化馆将征集到一只有双龙衔珠装饰的铁马镫陈列在闯王陵陈列馆里，对外宣传说上面有永昌年号，并称这是“闯王遗物”，还在《李自成殉难于湖北通山史证》一书的黑白图片中定为李自成马镫。马镫姚雪垠先生认为：“龙是皇权的象征，除非皇上，没有人敢用双龙衔珠的精七样式装饰马镫，踏在脚下，表示自己的身份。李自成是大顺皇帝，所以这是他的马镫无疑……不管如何，双龙衔珠的装饰就是铁证。”很显然，这个结论非常武断。因为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不仅仅是皇权的象征，而且是种吉祥物，不管是朝廷还是民间，用龙装饰的器物多得很（如鄂南的一种瓦棺必塑双龙衔珠，又如通城古代雕花大木床就有龙凤呈祥图案），好龙的叶公多得很。有哪个朝代的礼制规定只有皇帝才能踏这样的马镫？再说，李自成作为大顺皇帝至少使用铜马镫，怎可能使用一副铁马镫？何况上面没有永昌年号，这种铁马镫在古玩市场并不少见，怎能证明是李自成的呢？今年，这只铁马镫可能受到质疑或其它原因，已从闯王陵陈列馆撤出。

造假之九：李自成佩剑

据光绪壬午通山《九宫山志》记载：“至今传贼佩剑尚藏山下民家”。又据通山方面1990年新征得一份《白云异略》史料云“李闯剑初为程九伯所得，后易手于程相楚者。传至清为朱汝炎得之，后竟为汝炎之私物”。解放后，此剑收藏者朱型淼害怕受牵连和被无偿没收，一直秘不示人。80年代，通山公安局到高湖、牛迹岭一带追查此剑毫无结果。
1999年，牛迹岭下的河东朱家原民办老师朱型淼先生因孩子读书需钱，欲转让此剑，当将擦去剑身锈蚀后发现有一行“米脂李延”篆字，随即写信给通山文化局，文化局有关领导看了后持怀疑态度，不愿征收。朱型淼又写信给咸宁市博物馆，馆长黄大建看到信中说有“米脂李延”字，以为是赝品，不予理睬。朱型淼最后又写信给咸宁市文化局，文化局有关领导责成咸宁市博物馆黄大建到通山调查了解一下，黄大建先生到通山看了此剑后认为剑是真的，只値几百元钱，而对“米脂李延”四字仍持怀疑态度。接着黄大建先生走访调查原通山县博物馆退休馆长毛彥斗，毛彥斗先生说《九宫山志》、《白云异略》没有记载此剑有“米脂李延”四字，于是他们认为“米脂李延”是后来改刻的，不予征集。
2000年8月，通城县古玩爱好者冯某通过通山古玩商得知此剑转让信息后，赴通山购得此剑。经多位专家、行家鉴定，一致认为“米脂李延”铭文的佩剑是真品无疑。冯某将此剑在《明史研究》第六期作了报道，通山方面得知后，先后两次派公安局干警到通城欲追回此剑，否则拘押冯某，通城政法委和公安局了解情况后，认为冯某的行为不构成违法犯罪，拒绝了通山方面的要求。据说通山方面因没追回此剑，而将卖剑人朱型淼拘押，另一中介人被拘押罚款2000元，还有一中介人至今不敢回家，通山文化局有关领导因此受到行政处分。既然通山方面认为此剑上的“米脂李延”是后来改刻的，为什么还要两次派公安局干警到通城追回此剑、对售剑者和中介人拘押罚款、处分有关责任人，还采取对策，组织李自成学术研讨会，通过媒体大肆报道“咸宁民间收藏爱好者收藏的一把古代的宝剑，可能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佩剑”等等。即使这把佩剑上没有“米脂李延”铭文，作为大顺皇帝李自成可能使用这么低档的普通佩剑吗？

造假之十：李自成马铃

据2001年4月《咸宁报》和《楚天都市报》报道：“4月19日，在通山博物馆‘李自成学术研究成果展览’上，首次展出了在通山境内发现的李自成大顺军坐骑所佩饰物——“西安·王”铜马铃，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西安·王”铜马铃系黄铜质地，重约13克，呈扁圆球状，上半部凸铸“西安”二字，下半部铸有虎头·王形图案，故有“西安·王”铜马铃之称。铜马铃系从通山县黄沙铺镇民间征集得，此马铃的发现，对研究李自成殉难九宫山又增一件珍贵的实物佐证”。这种“西安·王”铜马铃在古玩市场上多见，与李自成殉难通山九宫山毫不相干。如果说这个重约13克“西安·王”铜马铃是李自成大顺军坐骑所佩饰物，那么通城县发现的重35克“西安·王”铜马铃又是谁的呢？

还有“大顺皇帝李鸿基之墓”碑、“九代祖考程公华楚老大人墓”碑等等。这些造假，稍作查验，即可识破，但少数专家、学者、媒体和主管部门仍信以为真。这些造假之所以有温床，与当今的政治、文化氛围有关，但与尊重历史、创建文明和协社会和倡导的“八荣八耻”是背道而驰的。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驳去，造假只能欺人一时，不能骗人一世。